讀書求知，自古以來便是一個人的人生價值取向和平生奮斗的目標。不必說帝王將相，王孫貴胄，即便是鄉(xiāng)野農(nóng)家，尋常百姓，也曾有“為父兄者，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；為母妻者，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”的共識。因而就不難理解，農(nóng)耕時代形成的“耕讀傳家”之傳統(tǒng)理念，之所以能越經(jīng)千年的風雨沖洗而未有多大改變的道理。雖然那時的讀書求知、讀書致仕，不乏功利性的目的，但讀書能益智、怡情，以及“小學利養(yǎng)性，飽學成大器”的好處，畢竟人人都能明白。
古往今來，大凡成大器者是否都是飽學之人，鑒于偶然性的因素存在不好一概定論，但飽學之士終究能成大器，是個顛撲不破的真理。這從胡三省先生成功刊注司馬光的《資治通鑒》中可得到印證。
胡三省窮盡一生只為一本書，表面看來僅是一本書似乎不值得稱道，但一旦弄清這是本怎樣的書后，就不能不為之折服、為之敬佩�！顿Y治通鑒》是一部294卷、300余萬字的鴻篇巨著，也是我國百科全書式的編年體史書。它記述年限始于周威王止于五代十國，歷史年代跨度1360余年，其內容涉及歷朝歷代的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軍事、文化、社會、典章、地理、民俗等等，可謂包羅萬象，浩繁博奧之至。為統(tǒng)治者治理國家提供歷史借鑒，北宋史學家、思想家司馬光當時編著此書時，既得到了朝廷資金、史籍、物質上的支持，又有20多名弟子門生的共同參與，分朝撰編，所耗時間也長達19年。而胡三省先生為音注、考證、糾錯、補充、勘正、評議此書內容，僅憑一人之功力，先后進行幾次重注，可謂歷盡人生坎坷。其過程略去在元兵侵擾中不幸丟失的第一次注稿外，發(fā)憤重注是在宋亡后生計困頓、史書難求、資料匱乏情況下進行。他依賴自己多年積累的豐富知識，從1277年閉門苦注開始到1285年在四明袁館執(zhí)教中定稿，費時僅八年。而撰定的《資治通鑒音注》不僅錄有《通鑒》原文，在原文后注釋刊正的文字就超過了300萬字。《通鑒音注》終成我國史注的典范，胡三省也因此享譽“史家之淵藪”、“功可比肩司馬光”。其所以能成就大器，除了他有強烈的事業(yè)心和頑強的毅力外，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建基于他知識淵博的飽學特點。
胡三省先生無疑是個飽學之士。而飽學的前提是博覽群書，發(fā)憤苦讀。他年輕時讀書求知勁頭，因無確切史料佐證不可妄言。其家鄉(xiāng)中胡村《胡氏宗譜》記有他“聰明好學，一覽成誦，七歲能文”字句。盡管大多的族譜之詞難免有對自己先人溢美的成分，但聰慧的天賦可能存在。有稟賦的人讀起書來固然能事半功倍，而成功與否終究還是取決于他的讀書愿望和求知意志。胡三省自己回憶讀書求知的狀況是“有異書異人，必就而正焉”。有自己沒有看過的書就去主動借閱求證，有學識特別豐富的人就主動去上門請教，這是一種傳統(tǒng)而有效的學習方法。雖然說的是他的一種學習求知之法，但從中足以反映出他渴望讀書、頑強求知的好學精神。
我們的時代雖已步入高科技社會，但作為豐富人生、改變人生、改造社會的一個關鍵手段，讀書學習仍然十分重要。當今條件下讀書不再需“囊螢映雪”，也不必“鑿壁借光”，而主動的讀書愿望，頑強的求知精神同樣不可缺少。我們即便不求像胡三省那樣飽學成大器，小學淺讀也能養(yǎng)性怡情。在喧囂與浮躁氛圍中能靜下心來，讀本書，求點知，其實其趣也興味，其樂也無窮。 (本文作者著有寧海歷史名人傳記叢書——《胡三省傳》)
